初见老张时,他穿着白色羽绒服配蓝色牛仔裤,干练而精神。很难想象这位已经退休的男士曾经是一位药物滥用人员。
老张是外区转介过来的,在这里没有房子,暂时借住在朋友家,户口也是挂靠公共户口。虽已退休,但由于之前是自由职业,从未交过金,每月退休工资还不到1500元。生活虽很拮据,但是性格开朗乐观。一直以来都秉承了“能吃是幸,健康是福”的观点。
老张很健谈,在交谈中,他将他的故事娓娓道来: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,老张在工厂上班,每月只有三十多元的工资。但是老张脑子活络,看到周围养金鱼的人很多,就想到了卖鱼虫。于是,他每天凌晨三四点起来去河道捞鱼虫,然后到中山公园那边卖。6点半急急忙忙骑车回家整理一下就去上班。既要上班又要赚外快的日子虽然很辛苦,但是收入颇多。这令老张觉得既快乐又充实。于是这样一干,就是三年多。
后来,老张看到周围停薪留职下海经商的人越来越多,他也忍不住加入了他们的行列。那时候生意人很流行将自己的服装摊位参加各地展销。老张也跟着他们全国各地跑。虽然很累,但赚钱多。慢慢的,老张在生意上的熟人越来越多,他就自己组织个体户去各地参展,还联系了一家羽绒被厂承包了他们的批发。很快,他就成了一级批发商。随着生意做得风生水起,他就成了当时人人羡慕的“万元户”,有了自己的房子和车子。
干了几年后,地摊经济已不再那么流行。老张又动起了别的脑筋。他记得,那是在2007年。当时,他有个朋友租了一个商城需要分包出去,希望他能够参与管理。除了每月固定的五六千元工资之外,还另外给他股份。这令老张觉得十分欣喜。因为从此以后,他就不用再到处奔波受累了。
然而,就在他以为日子就会这样平静而充实地过去的时候,意外发生了。他永远记得那一天。那天下班后,老张受邀来到朋友家中聚会。一进门,他就看到里面坐着几个朋友,正在一起吸“水烟”。见他来了,朋友热情地招呼了他,并将旁边的一根“水烟”递到了他的手里,笑嘻嘻地让他一起玩。因为平时不大吸烟,加之从来没有见过这样奇怪的“烟”。所以老张的第一反应就是拒绝。但当时屋里的人,包括他的合伙人都劝他一起玩。“反正只是寻开心,难道你还怕了不成?”这句话,让老张糊里糊涂地吸了第一口。
其实后来,老张心里也清楚,这个所谓的“水烟”就是毒品。他曾经走南闯北,自然知道什么是毒品。但知道和见到,见到和尝试,显然又是另外一回事。他的理性告诉他,他不能再碰毒品了,那会让他从人变成鬼。可是,毒瘾发作时那种对于毒品的不顾一切的渴求,却让他忘记了一切。
于是,他花光了这些年所有的积蓄,还变卖了房产。忍无可忍的妻子带着孩子和他离了婚。周围的亲友见到他也躲得远远的。那是真正的家破人散、众叛亲离。之后,他因为吸毒反复被判社区戒毒和强制隔离戒毒。在高墙之内,老张望着外面的世界,越来越觉得身心俱疲,仿佛他的前半生就是一场可怕的噩梦。可惜,他再如何后悔也已经来不及了。他渴望重新开始,也渴望有人可以拉他一把。
出所后,他自觉已经完全戒除了毒瘾,便离开了这个伤心地,去了外地投奔一位可以信任的朋友。朋友给了他一方容身之处,还托熟人给他找了一份工作。虽然对这个陌生的行业没有涉猎过,但毕竟曾经做过生意。管理本来就是一通百通的。店老板见老张不仅脑子灵活,且为人老实和善,便放心地将店铺托付给了他。老张也确实没让他失望,店铺的生意越来越好。他的工资也跟着水涨船高。
老张说,如果没有疫情,或许他还会一直这样干下去。虽然工资远不及他年轻时做生意那会赚得多,但是好歹可以稳稳地度过他的晚年。可疫情让他失去了很多,也得到了很多。老板在前段时间不得已改行。他也只能另谋出入。而老张和家人的关系却在一步步地变好。“年纪大了,越发觉得家人更重要。钱倒是可以找机会慢慢赚的。”老张说这话的时候,嘴角洋溢着幸福的笑容。
我给老张的杯子里加了些水,笑着说:“听得出,你的故事很长。你愿意将你故事的细节告诉那些和你有着同样经历的人吗?”他喝了口茶,想了想:“我的故事是有价值的吗?我觉得我是一个失败者。有时候想想,如果不是年轻时踏错一步,或许我的人生就完全不是现在这个样子了。”我说:“可是有很多人却至今还没有认清这一点。他们还在毒海中苦苦挣扎,他们的家人对他们不理不睬,社会对他们投来的都是有色眼光。他们需要被鼓励、被理解、被支持。但是,他们不需要听大道理,而是需要像你这样的‘同伴’来告诉他如何去面对。如果你愿意,你可以成为我们的同伴志愿者,以后,还可以成为同伴辅导员。”老张很郑重地点了点头:“我愿意试试。我想,我唯一的优势就是能聊。无论男女老少都能聊。我会尽力用我自己的经历告诉他们毒品的危害,以及怎样才能彻底地摆脱毒品。”
我听着老张坚定的话语,心里突然就升腾起了一股暖意。加入禁毒社会工作至今已有十多个年头,让我感到最快乐的事情就是看到服务对象眼里的光芒。那就是我们社工工作的全部意义和价值。我想,老张一定会有更加美好的未来,我则愿意引领并参与他的未来。
青浦工作站朱家角社工点 金婵娟供稿